1959年，第一年实习期，每月的工资是28元，一年后转正，每月的工资是44.5元。这和社会上比较，已经不算少了。但社会上不知道的是，空姐每月伙食费是65元，按规定自己要负责一半。每月飞行数千公里，每公里补贴几分钱不等，一个月能拿到30多元的公里费，刚够交上伙食费。此外，服装、鞋袜、出差用的手提皮箱，也要从工资里扣。

马鸿志记得，她飞行不久，即开始从每月工资公里费中扣除20元还债。后来因住地离机场较远，早晚上下班要骑自行车，大队为乘务员们每人买了一辆苏制女车，也同样从工资中扣除。飞国际航线，理论上有外汇飞行补贴，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外汇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人算过和问过。过了很长时间，不知哪位领导想起给飞苏联伊尔库茨克航线的机组人员每人每次几卢布。这样飞行三年五载，也许能买上一台小收音机，这已经足够令人羡慕了。其他国际航线，不要说几大件，连小件工艺品也买不起。

有谁抱怨过吗?没有。非但没有，姑娘们还挺知足的，毕竟自己穿着毛料制服和皮鞋啊!毕竟每餐至少四菜一汤，还有水果、糖果啊!毕竟如果飞专机、包机，还能受到招待，可以随同首长们参观访问、参加宴会和看戏啊!而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怎么能享受到这些呢?姑娘们的知足还在于，每当她们走在大街上，总能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甚至还有啧啧的称赞声，这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生活就是这样，找准了参照点，学会正确地比，总能自得其乐。并且，有了高尚的追求，把工作、事业放在第一位，生活总感到充实和满足。

康淑琴第一次飞行是在北京至沈阳的里二飞机上，15个座，机上就一个乘务员，单程两个小时。旅客从后舱门登机，上飞机后不用对号入座。她是拿着培训时的笔记本上飞机的。

飞机起飞后，她坐不住了，来到驾驶舱询问。驾驶舱里5个人，有正、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机械员。她和他们都不认识，她问：“我是第一次飞，该出去工作了吗?”驾驶员说：“不要，飞机正爬升，快坐下!”

康淑琴只好坐下，但她坐不住呀，心里老惦记着服务。感觉飞机平飞后，康淑琴开始服务了。她端着托盘，托盘里盛着玻璃杯，从暖瓶里倒出对好的茶水，一一送给客人。除了送水，还送糖块以及报纸杂志,其他就没有什么好送的了。国内航线没有餐食，即使需要用餐，也都是在地面。

康淑琴后来飞伊尔-14型飞机，没有少吃苦头。这种两个螺旋桨的小型客机，最多能乘24人，时速400公里，飞行高度一般在3600米至3900米。从北京经西安至成都航线，要过秦岭，必须飞4200米，否则怕撞山。但伊尔-14没有氧气设备，加上秦岭上空的气流总不稳定，飞这么高，缺氧，又颠簸得厉害，前后有十几分钟时间，难受程度可想而知。旅客呕吐，康淑琴也呕吐，但呕吐过后，她还要坚持照顾旅客。有的旅客心疼她，说：“姑娘，坐下歇会儿吧，看你累得脸都黄了。”她笑笑，说：“我不要紧，客人得照顾好。”

工作积极，吃苦耐劳，责任心强，康淑琴很快成了党员发展对象。1959年9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期的新中国民航的飞机都比较小，主要是里二、伊尔-14、伊尔-12三种机型，1架飞机上也只有1名乘务员。1959年以后，陆续引进了苏制伊尔-18型、英制“子爵”号、苏制安-24型这些大飞机，1架飞机上的乘务员才变成了3个。这样，第一代空姐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传帮带的任务。

就身体条件而言，康淑琴不是最好的。她个头矮，皮肤黝黑，也不善言谈，但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真诚。从1956年6月到1984年11月，她在蓝天飞行28年。十八姐妹中，她是飞得最多、停飞最晚的一个。

康淑琴工作中取得的荣誉和政治上的进步也令人刮目相看。1958年，她被评为民航先进生产者。1960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随后，她由一名普通的乘务员，被提升为民航北京管理局乘务队队长，以后又担任乘务大队政委，飞行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国航飞行总队纪委办公室主任，成长为一名正处级国家干部。